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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羅志華的片言隻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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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 P29 文化.書評 陳 雲 2008-02-23

憶羅志華

  去年歲末,仍有利潤的博益出版集團被母公司南華早報勒令結業,作者簽訂的終身書約了無下落,存書則遭下令銷毀,永歿人世。另一邊,年二十八(二月四日),青文書屋出版社的東主羅志華先生卻在狹小貨倉辛勤整理作者存書之際,遭層層書箱壓死,死後十四日(二月十八日)始被鄰居發現。兩相比對,可謂義利立判,榮辱互見焉。

  羅志華允文允武,練吳家太極拳,與我算是文人與武俠之交。最後接到羅君電話,是去年九月,我賦閑在家,他說剛從意大利教太極拳謀生回來,說只得到當地朋友接濟食宿,並無工錢,回港後偶爾在親妹家中寄食。親人長貧難顧,他流動電話及電腦上網也註銷了。近年他每次來電,都必先請求鑑諒,寬限他清付兩本書的版權費;我託他出版的兩本書都有盈利,可惜他已動用了所有現金應付書店租金和雜費了。兩年前他不時建議我斥資入股救急,我只是勸他伏藏一段時期,度過難關再算。然後,他又盤算如何度過難關,如向香港藝術發展局申請出版計劃資助,取得現金周轉,向石硤尾藝術村承租單位解決租金困擾,我因官職在身,無法相助,只能聆聽與安慰而已。

大資本與小書商

  他的出版生意,並非一時斥資救得了的。老實說,即使我這個無心營商的人,也覺得他並非營商材料,只是視文化出版為終身事業,守住書屋,矢志不渝。香港在高地價政策仍未波及閣樓書店、合併聯營之風尚未吹到出版及書籍銷售的良心事業之前,即使不善營商,只要經營有道及略有名聲,文人學士有閑情逸趣,小書店與小出版社不難維持。以前的香港,今日的台灣,小書商都有生路。羅君出版的書難在聯營的連鎖書店上架,售後結賬緩慢,業主加租逼遷,影印機供應商上告錢債法庭索償,書店現金流斷絕,三餐不繼而要遠赴異鄉教拳為生,生涯苦得像民初戰亂時代的文人,但命運卻是寄託在大資本肆虐的香港盛世。

  我始終感激羅君。他見我在《信報》文化版開專欄,批判高中的中國文化課程(〈中國文化唔夠班〉系列),舌戰群儒,便有意將正反言論結集出版。我定書名為《天書Impossible—論香港的中國文化教育》,在二○○○年出版。我在《信報》文化版寫的懷舊文章,也是他替我首次結集的,書名《故我猶在—香港山居憶舊》,二○○三年出版。兩本書的銷路應無大礙,只是我的文章稜角分明,以當年的言論氣氛,要找出版社仗義出版,絕非易事。後來羅志華用人手裝釘方式辦《武藝》雜誌,我也將以前寫少林寺武技史的文章投去,充場面。聽他說,《武藝》出了兩期,廣告與銷路都很暢順,不過後來又因武林恩怨而停辦了(羅常以筆名「吳知」在網上武林論壇與人辯難)。若他向主流靠攏,稍作妥協,略事鑽營,不論是文壇或武林,應可寄生一時。

手作出版,孤絕之志

  羅君以手作影印方式,仿效當年的《詩潮》,靠店內僅餘的手提電腦與影印機,出《青文評論》,我投稿支持,後來因他體力不支而停刊。他最輝煌的貢獻,是在一九九五至九六年間,主編《文化視野叢書》,出了不少本地學者的社科論著。然而,他說香港現今的大學生受惡劣的教育潮流波及,講求成本效益,放棄藏書習慣,在圖書館看的多,到書店買的少,叢書不能回本。

  大概是二○○一年,羅君往河南訪學,知我練過陳家太極拳(陳式老架),回來見了我便興致勃勃,說在陳家溝見人打拳,在黃土上跺腳,塵土飛揚,便說陳式老架要人震腳發勁,皆因當地是黃土軟地。換了在城市的水泥硬地,便會把腳跟震傷。他終於為我解了當年學武之謎。二○○四年在青文書屋取書時見他,驚覺他一身浮腫,容顏莫辨。問是何病,支吾以對,我也不便細問。以羅君的武藝與志氣,若非身患痼疾,營養不足,又要於歲暮苦寒之時,困於蝸居搬動存書,應有武者的警覺,或至少有轉圜反手之力,不會平白遭書箱壓斃。小書商時乖命蹇,在丁亥歲末倒斃書倉而無人援救,過了年夜飯也無親人探詢,應是此地自主文藝出版業者之寫照罷。即願羅君,往生極樂,永離苦海,阿彌陀佛。

*早前誤植"香港經濟日報", 現更正為"信報". 感謝黎健強先生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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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by mynamis

二月 23, 2008 at 9:59 上午

張貼於作家專欄, 信報

轉貼:安分前的為所欲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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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 P39 | 文化.書評 | 呂大樂 2007-12-08

安分前的為所欲為

  在二七年談三十一年前創刊的《號外》雜誌,其實旨不在於懷舊。不過,年輕的朋友有這樣的錯覺,也不難理解—畢竟在他們的眼中,一九七六年屬於「史前」;如果不是懷舊,又可以是什麼呢? 拒絕「想當年」

  當初答應「三聯」李安編輯一套關於已有三十年(對香港的文化界而言,這絕對確是一個「見得人」的數字)歷史的《號外》雜誌的專書時,對將來要出版的三冊《號外三十》,根本沒有任何概念。如果有的話,也就只是一些「它們一定不是什麼」的想法:而其中一點正是不要懷舊。所以,打從認真翻閱三十年《號外》的時候開始,我已決定不會進行有系統的「號外人」訪問,也沒有興趣請他們來「想當年」(事實上,他們也不想這樣做),或以訪問記錄的形式將圍繞這本雜誌的人和事作出報告。我的考慮也很簡單。首先,我不屬於所謂的「號外人」,甚至並不熟悉歷代編輯這本雜誌的骨幹(唯一例外是邵國華)。雖然我認識陳冠中,但不是「有空便碰面聊聊天」那一種交往。以前曾見過鄧小宇,不過那是《號外》的編輯部還在波斯富街的日子。至於丘世文,則以前經常在「青文」見到他;跟他聊天是有的,但在我們兩人中間總會有個馬國明,而話題也離不開書籍、作者、出版,一切與《號外》無關。我與《號外》的關係僅是一位(算不上是忠實的)讀者和一位沒有緊密連繫的(同時也非固定的)作者的身份。

  更重要的是,我並無打算從一個事後的角度來為《號外》這本雜誌及其代表的文化大做文章,給它一個—通過學術分析而變得合理和正當的—名分、地位。《號外》是香港本土文化的一部分,這應該是沒有爭議的;至於如何評價,則大可交由讀者來做決定。在這方面,《號外》的讀者應該可靠。不過,我總認為,在評價之前,應該好好細讀這份雜誌。要了解《號外》,最好將當年在雜誌版面上所發表的意見、態度、看法再次呈現出來,讓讀者在這個基礎上認識和評論《號外》。所以《號外三十:內部傳閱》一冊的安排,是刻意以「《號外》論《號外》」的做法,用當時的角度、文字來看《號外》,而不是懷舊。

  反而是在完成了《號外三十》的編輯工作之後,我開始多想香港社會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展開中英談判前後(大概是八九年間)的狀況。我關心的問題倒不是究竟那幾年時間是否戰後香港的「黃金時期」(因為在不同年代成長的人自有他們主觀上的「美好日子」),而是那很有可能就是形成當代香港本地文化和意識的重要時刻。表面上,這個關於如何畫出本地文化和意識成形的分界線的討論,純粹是學術趣味。但我相信,若然我們能對這個問題把握得較為準確,不但可加深了解現在我們一般人所指的香港社會是如何形成的,並且也可反思今天我們身處的困境。

  翻過了三十年的《號外》(尤其是最初的十至十二年),我讀到一大群年輕作者是如何嘗試擺脫舊有的框框(由文字到對社會、政府的態度),「為所欲為」(引自鄧小宇,出自陳冠中),以自己感到舒暢的方式、角度來寫香港、中國的大小事情。曾幾何時,這樣的做法不無爭議:可以接受半英半中(當時更多人說是不英不中)的書寫方法嗎?可以接受那種認為殖民政府也有改良空間的政治態度嗎?可以接受他們的文章所呈現出來富裕社會底下的新興生活方式嗎?有必要如此認真對普及文化嗎?……。

山雨欲來下的醉生夢死

  當爭議平靜下來之時,正好反映出種種新的嘗試、對待事物的態度已逐漸接受為主流的一部分。

  在同一段時間裏,香港這個城市出現了一份以前所未有的自信:一種自我支配的自信。人們過去對香港—作為殖民地、經濟體、生活空間—的疑問,雖未至於一掃而空,但開始有了新的感覺和態度。

  香港不單只走向富裕,而且作為一個城市(及其文化)可以登上大雅之堂。

  香港人開始以香港人的角度重新認識自己,也重新認識中國大陸(那是回鄉潮的高峰期)。一部分,這是自我肯定(究竟香港有多好?);另一部分,這是自我膨脹,自我中心。

  在揭開中英談判之前,沒有人想過麥理浩轉述鄧小平那句「投資者請放心」說話背後,原來另有玄機。現在事後看來,那時候的香港社會正是處於山雨欲來的狀態,但當時卻被視為形勢大好,人人以為香港的現狀可以一直繼續。

  在憲制上,香港從來不是一個城邦。但主觀上,七十年代中的港人以為身在大都會,早已不再是漂泊於政治苦海,也不再是生活不能自主的難民,而是命運由自己把握,對社會、生活有所要求的市民。

  種種轉變並非由單一因素所促成;我們也沒有必要高估了《號外》的作用。但《號外》曾經是一處重要的文化場地,表現出種種新的態度、觀點、要求。透過這本雜誌,我們可以看見香港社會、文化在形成初期,尚處於面目模糊時期的多元面貌和動力。為所欲為,是一份志氣,也是一種力量。

  今天,當香港文化已經方方正正的時候,反而一切都變得很安分……。

Written by mynamis

十二月 8, 2007 at 10:16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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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詩書者壽—《愔齋書話》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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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 P24 | 文化.書評 | 陳 雲 2006-09-23

詩書者壽—《愔齋書話》隨想

  書店偶見《愔齋書話》,陳智德君著,土黃色封面,隨意翻動,內有香港舊版書、舊詩刊、舊書店、舊遊樂場等,也有真摯的詩人訪談。往時在報章散見一二,今日得睹全貌,滿心歡喜。宵夜讀〈廣華書店和它的灰塵〉一章,悔恨當年走遍旺角,偏遺漏此書店。也許廣華醫院運屍途經之路,於我真是障礙。

搜查書包  

香港商業無情,斯文掃地,舊人舊物惟恐棄之不及,智德君錄存多種文人自主出版刊物,難能可貴,如上世紀九十年代諸種詩刊,不論有否官方資助,一出版就註定消失,連帶刊內本地詩人,總在若干時日之後,歸於寂寂無聞。當年眾目欣羨的《九分壹》詩刊在一九八六年創刊時,我才經顏展民介紹,加入文社,參與青年作者協會在北角的天台屋聚會,地址為電氣道一九一號。當時寄宿的陳昌敏是招呼我們的主家,攀上狹窄的樓梯,上了天台,竟可以望海。匆促之間,仍與陳德錦、鍾偉民、鄭鏡明、王曉堤、黃翠嫦等會過面,還有幾個嶺南中學的高中生,彼此聚在一起,輪流負責演講,談新詩、現代主義、小說創作、西洋哲學、文學批評、文學理論等,還到過一次在烏溪沙的文學營,拜訪過吳呂南的家。文社雖在天台,仍不翳悶,當年的夏日不如現在的熾熱。幾年前看文壇前輩在報章的回憶錄,才知道舊日文社設在唐樓天台,除了租金相宜之外,還可在密警搜查的時候跨越鄰廈逃脫,避過問話。

  青年作者協會由青年文學獎的得獎人發起組成,還創辦青文書屋。我趁的是當年文社的流風餘澤,像前輩說的驚險,慶幸未見。遊學德國期間,在暑假返港,總會探訪灣仔青文書屋,瀏覽新書,順便取些文藝通訊、詩刊、會訊之類,滑稽事倒有遇上。那時我不大熟悉灣仔,出地鐵站,過油站,就默默記住:松田鞋屋(今不存)樓上就是青文。最精采的是一九九二年暑假一回,上樓之前,在駱克道被巡警查看身份證。下樓之後,在軒尼詩道被另一巡警查看書包,警察細味過裏面的新書和會訊後,便說我不像是本地人。我說遊學德國多時,行為舉止難免有些異樣。他又笑問我有否入德國籍,我說:「入來作甚?」

脆弱生態

  青文書屋是一家保留存貨而又不斷補充新書的奇店,書堆積如岩層,是顧頡剛「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論」的肉身見證。每次拜訪,都可以找到上次不能立定主意買的書,把玩一會,終又買下。若在異國的小鎮陋巷,只須若干長壽文人光顧而店主又甘於清貧,如此書店應可長存,奈何香港爪牙滿布,文人雅好之事,恐怕搬到天腳底也是劫數難逃。

  認識文社和左翼團體的刊物,靠的是閑散而寬容的青文。二樓書店在當年是文人碰面和交流刊物的集散地,加入文社可以結交同道,切磋學問,文社成員又很多兼任或認識文藝刊物或報章副刊的編輯,可以推薦投稿,編輯選稿和修訂,都會打個照面,新人自會長進。新人若干年後,有流失的,也有留下的,會自主出版文藝刊物,或另立文社,照顧另一批新進。如此來來往往,生生不息。回歸前數十年的香港文藝生態無疑是脆弱,但文人自得其樂,所求無多,非經豪強勢力細密摧殘,此地文運將如其他地方一樣,綿綿若存,懸而不墬。

  近年鄙俗橫行,銅臭滿街,文風萎靡不振,文藝刊物及文化副刊步步退縮,二樓文人書店紛紛倒閉,青文書屋也在八月三十一日門市執笠。日後緬懷香港文學生態,靠的就是《愔齋書話》一類的史錄。書話有數篇文章,講論香港文學史,解釋急於求成、急於寫文學史的虛妄之處。回歸前後,湧現幾本國內學者撰寫的香港文學史,有些是應大學講授之需,有些是應政治之需,總之是急於統整香港文學於中國近代文學的主流之下,頗有史料不周與論述粗疏之處。小思、鄭樹森等香港學者,過去集中精力於爬梳史料、彙編作品,偶爾撰寫別出心裁的主題論文或編集序文,都是為日後論史,累積基礎。通史之作,需要觀察流變,要有持久的出版、讀者接收與鑒賞評論,方可成事,其中以鑒賞與評論為最重要。唐詩與唐代詩話,同樣出色;明清小說與當時的小說點評,一般精采。昔日批評家之精到,甚至可以校訂文本,如金勝嘆與脂硯齋之訂正本。彙集批評家連番評注,與文本平行印刷之小說「會評本」(如《聊齋誌異》會評本),竟有今日網誌(Blog)評論之況味。文風之興盛,作家重要,評家、出版家亦功不可沒。

死而不亡

  香港文學即使文獻不存,經驗斷裂,重複創造而後繼乏力,到底是香港文化的精神見證。香港文學留下的好作品、好評論仍不夠多,歷史還未成形,故事仍等我們來寫。回歸前的幾十年,回歸後的十年,都是過渡而已,一切未入終局。回首故國,要到了唐太宗當朝,李延壽才修得《南史》、《北史》;五代亂完了,趙宋以仁立國,薛居正等才修得《五代史》。冥王當道,一朝妖孽,修什麼史?

  杜詩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道德經.三十三章》曰:「死而不亡者壽。」願已逝世的前輩不被遺忘,在世的詩人作家前輩長壽,勿言隱退,我輩當為殿後,即使才力不逮,也可聊備一格,虛張聲勢以待來者也。

Written by mynamis

九月 23, 2006 at 10:19 下午

張貼於作家專欄, 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