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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 P39 | 文化．書評 | 呂大樂 2007-12-08
安分前的為所欲為
在二七年談三十一年前創刊的《號外》雜誌，其實旨不在於懷舊。不過，年輕的朋友有這樣的錯覺，也不難理解—畢竟在他們的眼中，一九七六年屬於「史前」；如果不是懷舊，又可以是什麼呢？ 拒絕「想當年」
當初答應「三聯」李安編輯一套關於已有三十年（對香港的文化界而言，這絕對確是一個「見得人」的數字）歷史的《號外》雜誌的專書時，對將來要出版的三冊《號外三十》，根本沒有任何概念。如果有的話，也就只是一些「它們一定不是什麼」的想法：而其中一點正是不要懷舊。所以，打從認真翻閱三十年《號外》的時候開始，我已決定不會進行有系統的「號外人」訪問，也沒有興趣請他們來「想當年」（事實上，他們也不想這樣做），或以訪問記錄的形式將圍繞這本雜誌的人和事作出報告。我的考慮也很簡單。首先，我不屬於所謂的「號外人」，甚至並不熟悉歷代編輯這本雜誌的骨幹（唯一例外是邵國華）。雖然我認識陳冠中，但不是「有空便碰面聊聊天」那一種交往。以前曾見過鄧小宇，不過那是《號外》的編輯部還在波斯富街的日子。至於丘世文，則以前經常在「青文」見到他；跟他聊天是有的，但在我們兩人中間總會有個馬國明，而話題也離不開書籍、作者、出版，一切與《號外》無關。我與《號外》的關係僅是一位（算不上是忠實的）讀者和一位沒有緊密連繫的（同時也非固定的）作者的身份。
更重要的是，我並無打算從一個事後的角度來為《號外》這本雜誌及其代表的文化大做文章，給它一個—通過學術分析而變得合理和正當的—名分、地位。《號外》是香港本土文化的一部分，這應該是沒有爭議的；至於如何評價，則大可交由讀者來做決定。在這方面，《號外》的讀者應該可靠。不過，我總認為，在評價之前，應該好好細讀這份雜誌。要了解《號外》，最好將當年在雜誌版面上所發表的意見、態度、看法再次呈現出來，讓讀者在這個基礎上認識和評論《號外》。所以《號外三十：內部傳閱》一冊的安排，是刻意以「《號外》論《號外》」的做法，用當時的角度、文字來看《號外》，而不是懷舊。
反而是在完成了《號外三十》的編輯工作之後，我開始多想香港社會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展開中英談判前後（大概是八九年間）的狀況。我關心的問題倒不是究竟那幾年時間是否戰後香港的「黃金時期」（因為在不同年代成長的人自有他們主觀上的「美好日子」），而是那很有可能就是形成當代香港本地文化和意識的重要時刻。表面上，這個關於如何畫出本地文化和意識成形的分界線的討論，純粹是學術趣味。但我相信，若然我們能對這個問題把握得較為準確，不但可加深了解現在我們一般人所指的香港社會是如何形成的，並且也可反思今天我們身處的困境。
翻過了三十年的《號外》（尤其是最初的十至十二年），我讀到一大群年輕作者是如何嘗試擺脫舊有的框框（由文字到對社會、政府的態度），「為所欲為」（引自鄧小宇，出自陳冠中），以自己感到舒暢的方式、角度來寫香港、中國的大小事情。曾幾何時，這樣的做法不無爭議：可以接受半英半中（當時更多人說是不英不中）的書寫方法嗎？可以接受那種認為殖民政府也有改良空間的政治態度嗎？可以接受他們的文章所呈現出來富裕社會底下的新興生活方式嗎？有必要如此認真對普及文化嗎？……。
山雨欲來下的醉生夢死
當爭議平靜下來之時，正好反映出種種新的嘗試、對待事物的態度已逐漸接受為主流的一部分。
在同一段時間裏，香港這個城市出現了一份以前所未有的自信：一種自我支配的自信。人們過去對香港—作為殖民地、經濟體、生活空間—的疑問，雖未至於一掃而空，但開始有了新的感覺和態度。
香港不單只走向富裕，而且作為一個城市（及其文化）可以登上大雅之堂。
香港人開始以香港人的角度重新認識自己，也重新認識中國大陸（那是回鄉潮的高峰期）。一部分，這是自我肯定（究竟香港有多好？）；另一部分，這是自我膨脹，自我中心。
在揭開中英談判之前，沒有人想過麥理浩轉述鄧小平那句「投資者請放心」說話背後，原來另有玄機。現在事後看來，那時候的香港社會正是處於山雨欲來的狀態，但當時卻被視為形勢大好，人人以為香港的現狀可以一直繼續。
在憲制上，香港從來不是一個城邦。但主觀上，七十年代中的港人以為身在大都會，早已不再是漂泊於政治苦海，也不再是生活不能自主的難民，而是命運由自己把握，對社會、生活有所要求的市民。
種種轉變並非由單一因素所促成；我們也沒有必要高估了《號外》的作用。但《號外》曾經是一處重要的文化場地，表現出種種新的態度、觀點、要求。透過這本雜誌，我們可以看見香港社會、文化在形成初期，尚處於面目模糊時期的多元面貌和動力。為所欲為，是一份志氣，也是一種力量。
今天，當香港文化已經方方正正的時候，反而一切都變得很安分……。
